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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直到这时几乎还没有受到法国革命触动的新教，从宗教的恢复中得到的 全是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在他1799 年出版的《论宗教》一书中， 重新激发了新教的神秘的热情，而威廉·瓦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正在通过美 学直观的方法寻找他们返回宗教的道路。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雷文特 洛是一个虏诚的团体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和明斯特的“神圣家族”很相似。 施托尔贝格在改变信仰之前曾在这里面呆过，甚至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这 个团体有联系，他在签订教务专约后出任宗教大臣。在英国，卫斯理已于1791 年逝世；他既建立世俗传教士制度，又创立了一个互选补充成员的教阶组 织，从而使循道教派更加接近英国国教。①这种情况在1797 年引起了循道 会派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可是这个教派由于在群众中煽动神秘主义而继续得 到发展。循道教派对“非英国国教信徒”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浸礼会派③ 由于效仿循道教派的做法而得到了进展，而普利斯特利的索西教④的长老派 和普顿斯的理性主义的长老派却在迅速衰亡中。甚至在英国国教中也形成了 一个福音派的小核心，其中最出名的是威尔伯福斯，他们想使国教恢复生 气，但是没有成功。复振后的非英国国教信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 们对于人民群众的保守的影响即使有被夸大之处，但这种影响的存在也是无 可争辩的。 法国似乎依然是世界上理性主义的堡垒，至少是在批判的形式下，反对 传统和基督教，就象十八世纪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理性主义的代言人德斯 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多努和沃尔内，都固守在国民公会设立的科学 总院和高等学校的重要机构里。他们通过然格内控制着《哲学旬刊》，他们 的门徒在各个中心学校里任教，这种学校几乎在所有的郡里都成立了。然而 理性主义正在起变化。“空论家”中少数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也不再 留意形而上学，而在科学的影响下，只注意对现象的研究，日趋倾向于经验 实证主义。因为法国革命在公共教育中给科学以显著的地位，所以科学在法 国很兴盛。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卡巴尼斯打算建立一种思想的科学，一种 从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却和生理学联系起来的心理学。加尼埃和萨伊研究政 治经济学也想发展成为实验科学，但是基础不够。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多采的 运动，但是直到很久以后它才充分展开。此外，这种实证主义由于反映了百 科全书派的精神，因此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大不相同。这种实证主义也出现在 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解说》中，出现在拉马克攻击生机论的著作中，以及 迪皮伊的《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虽然从社会观点看来，政府和共和派资产 阶级日益变成保守派，但他们却仍然敌视基督教。在人民群众中，宗教习惯 的确大大淡薄了，因为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在签订教务专约时写道：“大多数 人民都是冷漠的”。 然而，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不但远没有被所有法国 人接受而且遭到许多通常缺乏才能却并不缺乏读者的作家的攻击。在革命大 动荡的高潮中，传统的卫道士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 了。他们的队伍由于一部分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参加而扩大了，这些人被通货 膨胀搞得破了产，因而产生了对新思想的厌恶。法国也没有免于受到神秘的 和情感的直觉主义的影响。神灵学在法国拥有一批忠实信徒，到1800 年左 右特别是在里昂和阿尔萨斯最盛行；在里昂是以韦雷尔莫兹为中心人物，在 阿尔萨斯，奥贝兰把神灵学和德意志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感情的哲 学只是在法国才找到了它的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首领；因为卢梭的吸引力一 直没有消失，相反，摈弃他的政治理论的人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在文学和宗 教方面把感情置于首位的人，夏托勃里昂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最后，象在 其它各地一样，有些法国人重新皈依天主教是象儒贝尔一样由于感情的缘 故；或者是象丰塔内一样出于保守思想；或者是象罗兰夫人的朋友邦卡 尔·德·伊萨尔一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慰藉。后来，当波拿巴改弦易辙 而和教皇订立教务专约的时候，这些人都支持他，尽管遭到那些原来拥戴他 上台的人的反对，甚至也违背了他自己军队的意志。 如果理性主义的传播因此而达到了它的极限的话，那并不是由于反革命 的实用主义起了作用，因为博纳尔和德·梅斯特的著作是在国外出版的，还 没有输入法国；德意志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它的哲 学；甚至在艺术上也没有取代古典主义。人们阅读北方文学只是为了要发现 可以利用的主题，或者为了欣赏它生动的描绘，或者观摩它刻划感情的笔 法。当时最流行的是“奥西安”的诗，玛利—约瑟夫·谢尼埃把它译成了法 文。在“奥西安”著作的影响下，阿尔诺写了《奥斯卡》和《高卢人之歌》。 波拿巴也和别人一样喜爱“奥西安”的著作。但在1800 年，当斯塔埃尔夫 人第一次把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加以对照时，她只奉劝法国古典主义者从北 方文学那里摹仿那种忧郁伤感的情调。法国公众中的大多数对哲学上的理性 主义与传统的冲突仍然漠不关心，而这种重要情况的确最能说明波拿巴的成 就了。那些从出售国有产业中、靠投机和政府合同而发财致富的、不学无术 的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很少关心伯尼奥所说的“原则病”。政府中那些出身 旧贵族的人，象巴拉斯和塔列朗等，都是公认不讳的贪污腐化分子和叛卖的 专家，他们对此表现了冷嘲热讽的蔑视态度。经常出入于塔利昂夫人、阿姆 兰夫人或者雷卡米埃夫人的时髦沙龙的上层人物所想的只是寻欢作乐。更为 严重的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浅识少还不以为忧；这一代人 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想出人头地的发迹问题；战争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成功 之路，而勇气则是一个足够的条件。只要波拿巴无往而不胜，这些现实主义 者就听任波拿巴为所欲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决不愿恢复旧制度。他们对 各种思想都漠不关心，把法国革命的成就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下来，因为他 们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也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 业，而法国和欧洲之间的鸿沟则继续存在下去。 三、民族的觉醒 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具有普遍性，它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民 族情绪起初似乎还没有起作用。而且在十八世纪里，人们并不认为这种感情 是重要的。君主们和各个分支的贵族构成了一个统治者的世界性的社会；他 们不考虑各民族的起源特性，把各族人民当作交他们看管的羊群一样地彼此 瓜分；当时有国家而没有民族。尽管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很明白人类可以分为 各种不同的种族，但他们基本上把人类看成是能够具有共同文明的一个整 体；而且，虽然理性主义使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世俗化了，但却也使这个概念 延续长存下去。法国革命一开始，路易十六就呼吁各国君主团结一致，而且 法国亡命者也向所有贵族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这种呼吁并不是毫无效果的。 1790 年以来，伯克就鼓吹建立反对法国革命的十字军，1800 年左右弗朗索 瓦·德·伊韦尔努瓦也这样地鼓吹过。同样，对革命者来说，所有的人都是 兄弟，所有的暴君都是他们的敌人。直到1815 年，斗争大致都保持着这种 特性；法国在国外始终有一些朋友，而在国内，也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 的敌人。 法国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治理自己，根据同样的原则，它确实也唤起了民 族的意识。革命党人自豪地把自己称做“爱国者”；对他们说来，法国是“民 族”。然而，当革命一开始他们深信一切民族都会欢迎法国的福音，并且深 信，这样一来，文明就会保持它的普遍性。他们从没有想到各民族会变成敌 人，他们深信只是暴君才挑起了战争，民主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和平与博爱。 相反地，君主和贵族都敌视民族这个概念，因为它好象是与人民主权和公民 平等联系在一起——“民族这个词，听起来象雅各宾”。在尼德兰，贵族和 僧侣宁可回到奥国的奴役之下，也不愿意丧失他们的特权。在波兰，同样的 恐惧削弱了民族反抗的事业。在匈牙利，豪绅们仍旧忠于哈布斯堡皇室，这 些人一旦被允许对农民为所欲为时，他们甚至自愿局部日耳曼化。至于君主 们，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仍然什么也不考虑。他们完成了瓜分波兰。 匈牙利议会要求维也纳作出一些让步：以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给以关税的 优惠待遇，以及通过合并达尔马提亚或阜姆以便取得出海的通道，可是这一 切都毫无结果。尽管匈牙利摄政王约瑟夫大公多次提出建议，但皇帝弗兰茨 二世却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爱尔兰在1798 年爆发了起义，皮特决心摧毁 爱尔兰还残存的独立地位，取消了都柏林的政府和议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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