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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来到澳洲的时候，还是别人眼中圆脸、长发，阳光的中国姑娘，一口京片子脆响。放弃了国内优渥的工作，只为多看看这个世界。趁着那一拨出国热，我花了一万左右的美金，就背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亲人，远渡重洋，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是个韩国人开的家庭小作坊制衣厂。工厂设在老板家里，加上老板才三个人，每天像机器人一样车8个小时的衣服，收工后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就这样，每周可以挣300元澳币，勉强可以维持生活。
有时候也觉得茫然，我从北京跑到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然而一切感慨都没有生活这个命题来个实际。我积极地交朋友，在国人匮乏的异乡，只有浓浓的乡音才会让我倍感亲切。直到我认识了来自南京的Lily。
她比我早几年到澳洲，年龄也比我大些，我们却像上辈子就认识一样，有说不完的话。等到我拿到澳洲永居权后，我对Lily说，“以前因为没有身份只有夹着尾巴求生存，如今咱也是这块土地的一份子，我要和这里的白种人一样好好地享受这里的蓝天白云。”
这也是我反复对自己说的话。是的，我在悉尼这个大城市里仍然孑然一人，但我可以工作，拼命地挣钱。只有靠自己挣来的钱，才能花得潇洒。我辞去了小作坊的工作，去了一家大清洁公司，在一家高级商场里干活。每天重复的工作就是拖地、擦桌子、清洁电梯扶手，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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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工作的钱只够生活，我又再找了附近的一家面包厂当搬运工，工作强度很大，有时一天只睡几个小时，Lily看我太辛苦，常劝我说，干吗呢?差不多就行了，干两份工作还要交双份税，不值啊。我说我愿意啊，交的税多总比没有强。真的，交税让我踏实，这样我就更像这个城市的一份子，而不是一个过客。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Thomas。
Thomas认识Lily，而Lily认识我。所以缘分这东西，拉到了国外也还是很奇妙。
嫁给千万富翁
Lily这样形容Thomas：一个事业有成，幽默善良的老好人，爱帮助人，还喜欢在中国人中扎堆，几年前就和几个中国人在大陆投资开工厂。Lily说，他像白求恩。
就像她说的那样，Thomas是个好人，我们都被彼此吸引了，分手时，Thomas说想送我回家，我说，ok!Why no?
我和Thomas开始了交往，像多数异国恋那样，浪漫却又平实。我辞去了在商场的清洁工作，去Thomas的公司帮他，下死力地干，全无私心。渐渐地，我成了Thomas的主心骨，随Thomas去看他的中国工厂时，他陪我去看了北京的父母。
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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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Thomas把自己的工作尽量减少，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他的中国妻子。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得上幸福美满、并且富裕。是的，Thomas很富有，他拥有无数的不动产，二个MOTEL，还有银行的巨款……突然之间，我这辈子再也不缺钱了，成了真正的富婆。我曾经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学习去过一些安逸的生活，比如住在大房子里，无聊的时候，去捞游泳池里的落叶;花了5000澳币去插花班学习插花艺术，5000澳币，我都快想不起我曾经为了2000澳币的价差痛哭过一场。
我欣喜若狂地接纳一切，新生活展示了许多我原来不会也不懂的东西，Thomas也乐得宠溺他的新婚妻子。那是一段天堂般的时光。
只是，当浪漫的恋爱结束，家庭生活渐渐步入平静后，我才发现原来中西结合的婚姻差距挺大的，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Thomas吃不了中餐，如果一个星期吃两次中餐的话，他就会投诉太油了;我要天天打扫卫生，布置家庭，应酬彼此的朋友来家Patty;我们常在餐厅吃饭，可每顿饭要是超过了100块钱，Thomas就会大叫“太贵了，怎么是在吃Lacoste(鳄鱼)!”
我慢慢地明白，Thomas虽然经济很宽裕，在生活上非常克己，从来不喜欢排场和浪费。在双方慢慢适应中，我有了BaBb，分娩时老公一直在产房陪我，看到我痛苦的样子，他握着我的手说：“亲爱的，没想到生孩子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痛苦，不会再有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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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儿子杰森出世后，Thomas几乎放弃了一切工作，可此时，和他合资的工厂因财务出现了问题，Thomas的投入几乎化为乌有。为了捍卫我的家，我一次又一次和合作者力争，最终的胜出是用厂里的产品和几个商店的物品作为抵押品，可那些房租和人员工资仍要付出，我每天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开几个小时的车，中途还得停下给孩子喂奶，最后东西虽然都贱卖了，但收回了成本。
在北京开的商店，也因为疏于打理而造成产品积压，我在北京租了个房子，然后一个人北京悉尼之间来回穿梭奔波。因为Thomas不习惯中国的生活，只好带着孩子留在悉尼，长时间总是见不到妈妈的儿子，常跟爸爸喊着要找妈妈，那段日子真的很难，很难……
开着大奔去打工
我是幸运的。艰难的日子到底是走了过去，等一切重新上了轨道，我再回到家里做全职太太，又开始使用老公的信用卡了，突然却觉得不自在起来。
虽然Thomas很有钱，足够我们尽情的花，可他实在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的衣服永远是穿得舒适干净，但从不奢侈地狂买，也不崇拜名牌。有一年圣诞节前我看见一样自己喜欢却很昂贵的东西，就问Thomas你能不能买这个作为送给我的圣诞礼物?NO，老公说，这不是我想送你的礼物，你要想要，就得自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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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笑。Thomas早就表示过，虽然我们是夫妻，但他的钱是他自己一分一毫挣回来的，他可以提供我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如果想要更奢华的生活，必需得花我自己的钱。这和我们东方奉行家庭财富是两个人共有的传统完全不符。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此时得了具体的体验，也注定了我们婚姻必需要在互相理解、磨合中一路走下去。幸好，我们相爱。
有一天，我突然告诉老公说要出去工作，每周仅二天也行，否则真得会憋死。Thomas同意了。于是一身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常识名牌服装，脚登意大利皮鞋，开着奔驰车的我，当起了家俱店的打工女。刚开始会有人侧目，但国外彼此尊重这点做得特别好，渐渐地，同事们都见怪不怪了。
“您好，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您想买什么?在什么价位上可以接受?”这是我上班时的用语，而面对店里70多岁的老太太，我会说：“这个有点重，您拿不动，店里送货要钱，这样吧，下班后我用自己的车把东西给您送去”。
这份工作已经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充实。我有更多的心力，把打工的商店当作自己的生意，结果被老板欣赏了，时间改为一周工作五天，连不动声色的 Thomas都抱怨：“你的工作量是否太大了?我倒变成了专职的司机和保姆了，每天要接送孩子上放学，陪孩子学钢琴，还要等你下班回家后，再开车全家去餐厅吃饭。”每当这时我就很开心，回应他：“抽空咱全家就去度假，把世界玩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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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食言，常陪着老公和儿子全家幸福地去国外度假，还有看看中国的父母和家人。现在小杰森已经8岁了，因为他小时候我忙于工作，常伴随他的是爸爸，孩子还不会说中文。今年3月我带着杰森回中国度假，发现中国的变化太大了，短短二个星期，杰森开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喜欢中国，学会了说，“你好、请坐、再见。”回澳洲后他跟我说，“下半年的渡假，咱们不去纽约了，还来中国。”我开心得大叫，回去就给杰森请了中文家教。
也有朋友疑惑，为什么现在有钱了还这么辛苦地打工?就算与Thomas的生活方式不适应，还可以离婚啊，依法律他70%以上的身家都会归你，你仍然可以过得很舒适。
不，在国外飘泊了这么多年，我对这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家非常珍视。我爱Thomas，爱他的澳洲式吝啬，爱他在我凄迷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家庭，也爱他对于孩子无怨无悔地付出。但是女人始终要有自己的工作才能更踏实地生活，我非常愿意做一个澳洲富翁的打工太太。
澳洲富翁,打工太太,千万富翁的打工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