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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圈内的编辑朋友极力说服我写出我那大爱大恸的情感故事，可我一直婉言拒绝。尽管已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依然没有勇气把自己的伤口撕开。对我而言，那是痛苦甚至难堪的事。最近偶然翻出一封尘封多年的丈夫程君写给我的信，看着看着禁不住泪如泉涌，万箭穿心的痛使我浑身战栗地站在暗夜里，第一次有了渴望用文字倾诉的欲望。
我是没能参加自己婚礼的新娘
我和程君的相识相恋有点类似现今的网恋，不过，那时大学生流行的是交笔友。很偶然的机会，学临床医学的我和远在另一座城市学汉语言文学的程君成了笔友。一手行书刚劲潇洒、文采激扬，看程君的信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1989年10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收到程君寄自长沙的信。看完信，我忍不住心酸，没想到这个国内著名大学的高才生、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系学生会主席，由于特殊的原因竟被取消了毕业分配，女友也弃他而去，他只好回到家乡长沙，通过考试，总算进了一家小
报做记者。
这封字迹潦草的信，满纸的痛苦、沮丧、悲愤。我很快提笔给他回了一封长长的信，鼓励他振作起来。之后，几乎每周我都会给他写一封信，不断地鼓励他。
在繁重至极的学习医学课程的日子里，与程君通信是我生活中最开心的事。
大三的一天，我刚走进大教室，同学便递给我一封电报，是程君发来的，上面只有三个字：我爱你!霎
才貌双全的女主人公
时间，犹如电流击中了我。
整整一天，我无法专心听课。晚上，独步于校园幽静的小径，我的心里波光粼粼，我觉得这一生都难以再找到程君这样情趣相投的男孩了。
1991年暑假，我应约前往长沙。程君带我去了他所在的报社，报社在一套老式破烂平房里，程君就在那样的地方办公。我心里突然觉得好痛，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用爱情来拯救这个落难才子，帮助他重新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1992年，我大学毕业回到重庆我父母所在的一家大医院做内科医生。因担心我的恋爱会遭家人反对，所以我一直对家人隐瞒我和程君的
关系。
1993年6月初的一天，我接到程君的电话，他说：“长沙从8月开始就要执行一个新政策，进长沙户口要缴1万元，我们应该抓紧。半个月后我会来重庆和你办理结婚手续和调动手续，你做好前期工作。”
我知道所谓的前期工作就是要做通我爸妈的工作。尽管我已有心理准备，但我没想到阻力会是如此之大，不仅爸妈反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反对。最后，我爸华西医科大的同学、我所在医院的刘院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是受你父亲的委托来劝你，而是以院长的身份想挽留你。在同资历的医生中，你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将来一定会大有前途，希望你留下来。”
其实，要我在我所热爱的临床医疗事业和爱情之间作出选择，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时间紧迫，根本不容我细细考虑。几经挣扎，最后，我还是决定为爱情放弃事业，我甚至以死相要挟，逼得父母不得不同意我的婚事。
6月底，年仅23岁的我和程君办完结婚手续和调动手续，在父亲
的叹息和母亲的泪水中前往长沙。从此，我远离了临床工作，在一家医学刊物做编辑。
1994年元宵节前，我和程君准备举行婚礼。我为此请假回重庆接我父母来长沙参加婚礼。可是，没想到我们乘坐的轮船在江中搁浅了整整五天。
当我们赶到长沙时正是我举行婚礼的日子。我来不及换衣服，甚至连满是泥点的皮鞋也来不及擦，便急匆匆地往婚礼现场赶去。
当我到达那家酒店，却早已人去场空。
我不甘心地在酒店的两层餐厅不断地跑上跑下，酒店的餐厅经理告诉我：“程君和楚婉苓的婚宴早已结束，人全走光了。”
我只觉一阵虚脱，一步一挪地向外走去。
我站在酒店门口，看着那写着我和程君名字的大红婚宴喜牌，泪水夺眶而出：我竟然没能参加自己的婚礼，我算什么新娘?从情窦初开时，我就无数次地幻想，有一天，我将披上洁白的婚纱，做最美丽的新娘，在父母的祝福下嫁给我爱的男人，我的婚礼将会神圣、隆重、美好。可是，今天我却灰头土脸地站在这里，我竟然是
没有参加自己婚礼的新娘!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不顾旁人好奇的目光，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外面飘雨的天空好冷好暗啊!
心有多痛：
不顾一切付出换来的却是情殇
当我回到被设置在程君父母家的我和程君的新房时，程君和他的父母亲友都已回到家，他们一家人对我父母十分冷漠。
第二天下午，我父母把程君叫到身边，询问为什么不等新娘到就举行婚礼?程君支吾半天终于说出实情：原来他母亲因我父母反对我远嫁长沙，所以认定我们是故意不按时来参加婚礼，以此给程家难堪。
我爸爸赶紧掏出五天前的船票，指着日期解释我们不能按时赶到长沙的原因。我妈妈流着泪说：“我们虽然反对过你们结婚，但最终也是我们给你们办好了结婚手续和调动手续，而且我们大老远地赶来参加你们的婚礼，难道还不足以表明我们的诚意吗?”
我父母正和程君沟通，程君母亲下班回家了。这时，程君的小姨对刚进门的程母大声说：“楚婉苓的父母把程君叫过去骂了一下午了。
”
程君母亲猛地冲进门来，对我父母恶语相向。我的父母都是很注重礼仪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脸色越来越难看，却始终沉默。倒是一旁的程君实在看不过，忍不住分辩：“妈，您误会了，我们只是在谈事情。”
他的这句话一下子引发了导火线，他的小姨及弟弟一窝蜂地上来，把更激烈的责骂对准了程君，在责骂声中，他们不仅向程君挥起拳头，还逼着程君下跪认错。看着程君缓缓跪下的那一刻，我的泪水狂涌而出……
我曾经把程君的家人当作我在长沙的亲人，而此刻，我的心碎了!
之后，我父母态度极为坚决地把我带回了重庆，要我和程君离婚。但我依然思念程君，认为那一切并不是他的错，尤其是回想起他被家人打，被逼下跪的那一幕，我就甚感心酸。无论我父母如何劝解，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回长沙。
我回到长沙后，程君离开报社和几个朋友联合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公司设在楚湘街一栋私人产业的四层小楼里，程君他们租了二楼做办公室，我和他的小
家则被安在顶楼一间极为简陋的小阁楼里。
条件虽然艰苦，但我心里很高兴，毕竟我和程君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来长沙出差，执意要到我家看看。当她站在我那间小阁楼的水泥地面上，怔了好久才说：“没想到你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太糟糕了。你可是我们学校的明星级人物，你的生活现状怎么会是这样?”
是的，在大学里，我拿奖学金，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在文艺会演、百科知识大赛、绘画大赛中均获过奖，在同学们心目中，我这个美丽而又才华出众的女子必定过得风光无限。我理解她此时的心情，很坦然地告诉她：“我丈夫很有才华，我们现在正创业呢，你别这么大惊小怪好不好?”
只是，程君的生意起起落落一直不顺利，我坚持不懈地鼓励、支持他，我相信通过我们共同努力，最终一定能走出困境。
1994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家里的电报，上面写着：父做脑手术，速回。拿着电报，我感到天旋地转，忙请了假匆匆赶回重庆。
我直奔
病房，妈妈告诉我爸爸患的是肾癌，已转移到脑部，明天手术。而堂妹则悄悄告诉我，自我回长沙后，爸因不放心我，整夜地失眠，可我爸是骨科主任，每天有三四台手术，为了不影响工作，每晚他只能大把地吃安定。
我找个借口走出病房，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捂着嘴号啕大哭。我知道长期的劳累是我爸患病的原因，但因我而大剂量吃安定是他患癌的主要诱因!
是我害了我爸，是我害惨了我们一家!上苍啊，我宁愿遭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幸，只求您能让我爸活着，让我爸重新恢复健康!然而，上苍没有听见我苦苦的祈求。三个月后，我爸爸撒手人寰。爸爸的离去令我几乎完全崩溃。
即便是天塌下来，即便心中有太多的懊悔，生活却不得不继续。
当我还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中难以自拔时，新的不幸悄然而至了。
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程君欠他们的钱不还，现在已被他们绑架，要我在三天之内拿5万元去赎丈夫，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打电话的人是长沙电视台文艺部的一个导演，
我知道这个导演是无人敢惹的白道、黑道都通的人物。他和我丈夫有业务合作，我丈夫欠了长沙电视台的广告款一直未还，他就扣押了我丈夫，让我拿钱赎人。
我是从小娇生惯养、胆子极小的一个人，可那时候，我真不知自己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当即和他约好了见面的地点。我给我的一位好友留下一封信，告诉她，如果两天后没有我的消息，就把这封信交给警方。
然后，我单刀赴会去见那个导演和一帮黑社会人物。
我按他们的要求准时赶到一家茶楼。那个导演冷冷地坐着，五个气势汹汹的黑社会人物一见我便大声吆喝要我马上还钱，其中一个人为了表现他的凶狠，还当场砸烂了一张椅子，吓得茶楼里的服务员个个噤声。
我却不惊不恐。等他们表演完了，我才用极为镇静的口气说：“钱我们是肯定要还的，可你知道我是外乡女子，在长沙朋友不多，要我在短时间里筹到5万元确实办不到。不过我答应您三天内先还1万元，但您必须放了我丈夫。一个月内我和丈夫一定将余下的4万元钱还清。
如果你同意，请在我已经写好了的协议书上签字。如果不同意，那就把我也绑架好了。不过，来之前我留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两天后见不到我，警方会去找你要人。”
一片沉默，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最后，导演说：“行，按你的意思办。”
三天后，我拿出家里的全部存款，又找两位朋友借了5000元赎回丈夫。之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四处借钱，终于筹到了4万元，化解了这场绑架危机。
我和程君共同奋斗的艰难真是难以历数!
为了省钱，我从没买过一件超过100元的衣服;由于程君常换工作，我们不得不一年搬四次家。直到1995年，程君的生意才开始渐渐好转。
1996年年初，我们搬进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这时，程君请求我重新接纳他的父母，可我一想起父亲的去世、自己遭受的伤害，我的心就刀绞般的痛。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我还是答应了丈夫。一个周末，我买了一些礼品主动去程君父母家，再次尊敬地叫他们“爸爸、妈妈”。之后，我和程君常常回去
那个男人来到我的身边，我对婚姻的不安和恐惧就会不解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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