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她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勉强张开眼睛，看了看护士怀中蜷成一团的小家伙，是儿子，她重重地吐了口气，然后又疲惫地合上眼。她觉得唇边应该有一丝淡淡的微笑，因为一家完全属于她的咖啡店已经在向她招手了，可是她又觉得自己似乎没有微笑的情绪，相反心里沉甸甸地堵得慌。
以上那幕发生在1999年6月17日。
且允许我们隐其姓名，把上文那个刚刚做母亲的女人称为小许。在若干年前，小许及她的“同类”们被我们这个城市用三个字概括着：金丝雀。如今这批“金丝雀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失去了“主人”的恩宠，被赶出了“金鸟笼”;但也有一部分就像小许那样，非但仍然呆在鸟笼中乐此不疲，还为“主人”们生下了孩子。
她们就是我们此刻要描述的特定人群，针对她们如今的状态，我们暂且给她们一个“升级换代”的称谓———金母鸡。
财产比儿子更让人踏实
2000年10月的一个下午，记者坐到了小许的咖啡店里，与她进行了一番随意的对话。
如果小许不告诉记者她的真实年龄，记者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穿着品牌套装，留着微卷长发，一脸干练的女人才二十六岁。当然，不要误会，小许的皮肤相当光洁，整张脸找不出一道纹或一颗斑，记者之所以会觉得她三十出头，完全是因为她的那种神情。
你很难从这种神情中看出些什么来，喜怒哀乐，一切的一切都被巧妙地隐藏起来，这样的老道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才二十六的女子。
“你先坐一会儿，等我把今天下午的帐算完。”说这句话的时候，咖啡店外正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
大约七八分钟后，小许合上面前的帐本，舒了口气：“终于算完了，每天都要这样忙几次。”
“为什么不找个会计呢?”记者不禁发问。
“这种东西还是自己算心里踏实，再说我在大学读的就是会计专业。”小许微微扬起脸，有点自嘲地笑了。
小许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读大学的时候她找了一份在酒店、舞厅做洋酒促销小姐的兼职。在一家现在已经停业，但当时十分出名的“迪吧”里，她认识了一个叫威森的男人。威森是台湾人，三十多岁，在上海做高档礼品生意，有点身价。
“我起初并没有想过自己将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更没有考虑过做所谓的“金丝雀”，当时就是本能地出于对钱的崇拜，很自然地跟了威森。”小许用很淡的口气说着这样的话，手缓缓地用精致的银勺搅拌着面前的咖啡，这时她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完电话，小许冲记者笑笑说：“保姆说我儿子午觉醒过来要找我，我叫她把他抱下来。”记者在后面与小许的交谈中才知道，小许与儿子、保姆平时就住在咖啡馆二楼的一套房间里。
小许和威森的同居生活过得很平静，威森时常回台湾，但无论多忙他都不会忘了给小许“生活费”。
“有时是三千，有时是五千，”小许有点感慨地说“对于一个当时的大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同时他又帮我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因此我觉得特别满足。”
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小许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她正在一家银行实习，对未来的生活正充满了憧憬，所以她自然而然地想到：打掉这个孩子。
可是威森怎么也不同意，他在台湾虽然已经有了一男一女，但是他再想要一个儿子，他许诺小许：只要她替他生个儿子，他就帮她开一家店，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店。
于是，1999年6月17日，一个男孩出世了，小许给他取名叫旭旭。同年年底，小许的咖啡店开张了。
“女人吧，有时也挺奇怪的，旭旭出生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用来交换理想的一样东西，可是看着他渐渐长大，慢慢地学着咿咿呀呀，感情就开始浓厚起来。”小许从保姆手中接过儿子，熟练地抱着他。
“那现在威森还常来上海吗?”记者忍不住问。
“隔月会来一次，时间呆不长，一般一个多星期就要走，他现在这里的生意已经很稳定了，所以多数都交给手下的人去管理。”从小许的脸上，记者看不出她对威森去留问题的意见。“他对旭旭挺好的，每次都不忘记给他买一堆礼物，对旭旭该穿什么尺寸的衣裤记得也特别清楚。今年6月份，旭旭一周岁生日的时候，他还特地为他开了一个生日会，在一部分朋友和亲戚间公开了他和旭旭的关系。”
旭旭是个皮肤白白，脸圆圆的男孩，因为长得像小许，所以很中看，依偎在小许怀中，他骨碌着大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这家咖啡店上，因为我知道自己才二十六岁，还是一个要拼搏的年纪，威森帮我开了店以后就不是很定时地给我钱了，所以想要以后长期过富足的生活，我只有依靠这家店了。”小许的脸上没有记者想象中的“金丝雀”应有的慵懒和茫然，她的脸上全是冷静与精明。
“对现在的生活状态还满意吗?”记者本来是想问她以后是否会有结婚的打算，但最终忍了下来。
林林现在的男人离过婚，带着一个孩子，加上林林又有三个孩子，因此朋友常常嘲弄她家快开托儿所了。每当这时，林林一点也不回避她的过去，也没有半点难堪，相反她总是神情嚣张地与朋友就这个话题大声调笑。她一直就是这样一个放得开的女人。
“林林不要太结棍哦，生一个小孩存折上就多一百万。”饭桌上，一个朋友这样取笑林林。
“那侬也去生呀。”林林大笑着回答。
林林搭识她生命中第一个“大户”的时候还是一家四星级宾馆的前台小姐，那是个四川人，在上海开了好几家连锁火锅店。林林对那个男人还是动过真情的，她曾经幻想那个男人终有一天会和老家的女人离婚，娶她过门，可是这样的奇迹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她偷偷怀上他的孩子，试图对他进行要挟时，他也只是冷静地给了林林一百万，以作了断。
那以后林林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孩子可以用来换钱，却不一定能成为要挟男人的武器。于是第二次、第三次，林林一次次成为有钱男人的“金丝雀”，也先后替三个男人生下三个孩子。可悲的是，他们都给了她钱，没有一个人留给她感情和名份。
随着孩子的增多，林林名下的财产也多了起来，别墅、汽车，一样都不缺了，可是她心里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她把孩子都丢给保姆，自己整天上美容院、健身房，或是找些人打麻将。不用工作就能衣食无忧，也许很多人都幻想这样的“好日子”，可是林林却在这种生活中渐渐麻木了一种叫“快乐”的感觉。
在和林林接触的几个小时里，记者明显发现她常常把“阿拉小张”挂在口边。虽然记者的朋友一再告诉记者，林林和小张也只是玩玩的，可是记者分明发现林林对小张还是有极大的依赖性。
“林林到现在对自己小孩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上小学还是搞不清楚。”小张把这事拿出来当笑话告诉饭桌上的人。
“那有什么稀奇，这些孩子已经挺有福气的了，有吃有喝，要什么有什么，还不够啊?”林林一边白小张一眼一边夹了一筷子菜往他碗中放。
“那么多小孩，你们到底准备怎么办啊?”终于有人忍不住问。
“想那么多做什么?”林林不耐地回答：“反正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嘛。”
于是记者也没有再多问什么。
一个保姆的三种身份
向来在我们的印象中，保姆就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带好孩子管好家务。然而在记者近期对一些“金母鸡”的采访中，发现很多“金母鸡”家的保姆却并非这样“简单”，比如小祁家。
生个孩子不是小祁的初衷，坚持要孩子的是她的“供养者”朱先生。
朱先生是香港人，认识小祁的时候已经四十三岁，结婚多年，膝下有两个女儿。
朱先生很认真地对小祁说：“只要你给我生出一个儿子来，我不但养你一辈子，而且会尽我所能让你过得好。”
小祁将这句话反复把玩了许久，终于决心为他生个儿子。说来倒也争气，一生便真的生出个儿子来，欢喜得朱先生不知该如何才好。
于是，按照承诺，朱先生替小祁在上海西区买了一套价值百万元的房子，同时还帮她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孩子。
一开始小祁并没有意识到保姆阿媛身上还隐藏着朱先生的一番“苦心”，她只是隐约觉得自从保姆上门以后，朱先生对自己的行踪开始掌握得越来越清楚。几点去做美容，几点去打牌，家中来了些什么人，甚至接到什么男人的电话……这一切朱先生都会在交谈中隐约表露。
后来，有一件事让小祁渐渐把疑点集中到保姆阿媛身上。
有段日子她的一个男牌友似乎对她表示出一定的兴趣，在她家打牌时，每次牌局结束都不肯和大家一起走，总要留下来陪小祁多聊上几句才肯告别。
不料这样的情况没过多久，朱先生从香港回来后到她那里的当天就找了个机会，有意无意地说：“今天倒没有约人打牌啊，不是有几个很聊得来的牌友吗?”
“后来我终于知道阿媛除了从我那里支取一笔保姆费以外，还从朱先生那里支取一笔侦察费。”说这样的话时，小祁的脸色已经十分平静，但是从她不自觉紧握的双手可以看出，当初发现这一事实的经过一定是曲折而激烈的。
“于是，在他回香港后，我把阿媛叫到面前，单刀直入地说：‘你倒是很听朱先生的话啊，他到底给你多少钱了，你把我每天的行踪都向他汇报?’起初，阿媛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口气也吞吞吐吐起来，可是她坚持不肯承认自己拿过朱先生的侦察费。”小祁缓缓吐出一口气。
记者采访小祁的那天，阿媛也在，她似乎忙里忙外地操持着家务，看管着孩子，一刻也没有得闲的样子。不知道小祁的这番话她是否听到。
“直到我答应给她双倍的钱，让她以后不再泄漏我的真实行踪，每次向他汇报的内容都由我来定以后，她才慢慢承认自己的确担负着向朱先生汇报我行踪的任务。”小祁显然对为了自己的“自由”支出一笔“反侦察费”这一举动感到挺得意。
朱先生只有小祁为他生的一个儿子，他怕小祁趁他不在上海的时候和别的男人有所纠葛，所以买通保姆来侦察。这种举动虽然可笑，仔细想倒也符合这种生意人的性格，这本来就是一个各自“付出”与“得到”的游戏。荒唐，是从游戏开始时就注定的。
自从买通了阿媛以后，小祁的感觉好了很多。虽然，目前她并没有和别的男人偷偷往来的计划，但是不管怎么样，自己的隐私总是通过金钱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只是，在采访快结束时，她轻声叹道，“我真担心阿媛是不是什么时候又要从朱先生手中取一笔侦察反侦察以后的再侦察费。”这句话真拗口，记者马上又想到，小祁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保姆危情,雇佣侦探,小三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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