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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小儿麻痹，我19岁才独立迈出第一步
“小儿麻痹”，自我出生那一刻起就牢牢控制了我的身体，令我的下肢动弹不得。从小，我就与一个“朋友”——小方凳形影不离。不得不走路的时候，我就拿着它往前移，方凳移一步，腿再跟着拖一步。常常羡慕地看着别人走啊、跑啊、跳啊，可自己努力了再努力，两条腿仍然不听使唤。
那天，邻居要给我一个烤红薯，我正准备挪过去。另一个小朋友恰巧也从这里经过，她说：“叔叔，红薯给我吃吧?”说完一把拿过红薯就跑了。我眼睁睁地看着红薯被别人拿走，却无能为力，心里说不出是怨恨还是无奈。一次又一次，这样难堪的情景不断出现，扯痛着我那敏感又脆弱的心。
十几年的日子就这样一点点走过，从郑州到长春，小方凳被磨得又旧又光滑，可是腿依然没有起色。一直到我15岁那年，母亲说手术可以让我站起来。希望就这么猛地在心里燃烧了起来，我不敢奢望
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但至少可以站起来了。可是，结果不如人愿，手术失败了。
19岁，我第二次做手术，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手术非常成功。为了能站起来，术后9天我就开始下床活动。康复是个漫长痛苦的过程，我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半年后，我终于颤颤巍巍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再也不用靠着一个小方凳往前挪了。兴奋、高兴、多年以来的委屈在那一刻全部迸发出来，我哭了好久好久……
母亲的反对，也没能阻止我和同样不幸的她相爱
20岁，父亲转业，我也跟着回到了郑州。刚好赶上招工，我去了街道办的机械厂。同时被招进来的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残疾人，俞婷就是其中一个。
同样身为残疾人，我最能体会渴望被关爱的那种心情，所以同一小组工作，我总是把重活累活揽下来，给俞婷留下最轻的活。就这样，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发现彼此是那么的投缘。也许，只有同样经历过孤独、自卑、自闭岁月的人才能更了解彼此吧。
那天母亲来工厂给我送饭，刚好看
到我在帮俞婷做工，当天晚上她就警告我：“你可别再给我找个残疾媳妇。”我知道母亲是为了我好，可这句话却深深地刺痛了我。残疾人怎么了，残疾人就没有爱的权利吗?母亲这句话也提醒了我，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琢磨着怎么开口跟俞婷挑明关系。没想到，那天俞婷却对我说她母亲正在给她说一门亲事，对方是个健全人。那时，我竟脱口而出：“他不了解你的情况，结婚后万一欺负你怎么办?你看咱俩合适不合适?”俞婷略带吃惊地看了看我，低头默许了。
我开始学着做饭、洗衣、做家务了，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母亲我们可以照顾自己。可是，母亲依然没有开口应允。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旅游结婚，没有仪式、没有红蜡烛，甚至没有母亲的祝福。踏上长途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是怎样的滋味。
再苦再累都无所畏惧，爱让我们勇往直前
婚姻的大门开启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挑战，但是，爱为我们披上盔甲，让我们勇往直前。
婚后，我们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公用的厕所、公用的水管，洗脸、洗菜、喝水都是我从屋外一桶一桶地提进屋;俞婷的手也不太灵活，做饭常常打烂盆、打烂碗，我就主动多干些;冬天冷了，我就提前拉煤、打煤球……生活是有些艰辛，但我们从来不抱怨，反而想方设法制造快乐。
我教俞婷骑三轮车，熟练后，我们骑着车去邙山旅游。后来条件好点了，我还领着她去北京旅游，虽然走路对我们来说都比较吃力，但我们看到的风景一样美丽动人。
1985年，我自学考上了大学，俞婷非常支持，买书、买笔从来不吝啬，可她自己吃的、穿的都是最简单的。三年里，我白天上班，晚上上课，俞婷则包下了家里做饭、洗衣等所有家务。
我33岁时，孩子出生了，但那时我和俞婷却双双下岗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在大街上摆摊卖点小杂货。生活虽然艰苦，可孩子是我们的骄傲。这么多年来，孩子从来不让我们操心，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书包写作业。后来，我们把她送去学二胡，今
年她已经过了十级。看着成绩优异、听话懂事的女儿，我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2004年，管城区的残联招人，我报了名，通过竞聘重新有了稳定的工作。生活再次为我送上了笑脸，那是因为我始终都在微笑着面对它。
在这个世界上，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有的人看不到花儿的鲜艳，有的人听不到鸟儿的歌唱，有的人无法体会奔跑的快乐……他们每前行一步，都需要忍受比常人更多的艰难，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采访中，即使这些婚姻幸福、事业有成的残疾朋友，说得最多的话也是希望大家多给他们一些关爱。应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大家都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他们，目光不要怜悯，不要歧视，那他们的腰板也就能挺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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