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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闵召连
年龄：79岁
职业：退休干部
妻子：朱遵兰
年龄：78岁
职业：退休工人
时间：10月18日
地点：永安街道建南社区
记录整理：灯火阑珊
摄影：秦媛
深秋，一个暖融融的午后，我来到永安街道建南社区的徐州矿务集团家属大院。叩响了退休干部闵召连老先生的家，他和老伴朱遵兰阿姨乐呵呵地接待了我。两位老人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走进闵老家不大的客厅，他们鹤发童颜的婚纱照映入眼帘。瞧，他们相互依偎着，那微笑中透着满足和幸福。刚刚落座，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告诉我，10月18日恰是他们结婚58周年的纪念日。于是，我们的话题便从58年前俩老人一见倾心说起。
闵召连：母亲做了我的求爱信使
淮海战役的硝烟在徐州还没完全散尽，为了保卫矿山的安全，使其生产正常进行。我应招成为了一名预备役，到了贾汪区的夏桥煤矿，做安保工作。
我是1949年到那里工作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几年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这期间也不乏有年轻貌美的姑娘，含蓄地表达对我的倾慕。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接受，也许感觉自己与她们不够那份缘吧，似乎我在等待着自己真正缘分的出现。
那么我命中缘分的她在哪里呢?直到1953年，我回家探亲见到她(闵老指了指坐在身边的朱阿姨)，我这心里才有了目标。
我16岁便应招离开家，由于我工作的特殊性，虽然夏桥煤矿距离我们村庄不是那么远，我却很少回家探亲，全心全意投入到火热的新中国的建设中。保卫任务一个接一个，那时候也是年轻，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疲倦。
1953年的夏天，我终于回家探亲了。我家人口多，我们兄弟7个，老老少少看到我回家了，都特别高兴。一个大家庭热热闹闹吃过饭，我就想去看看我多年不见的一位同窗好友。
他姓朱，住在我们村庄的最南端，而我们家则住在庄子的最北面。久违的好友自然相谈甚欢，这期间我见到了他的妹妹兰，多年前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丫头，几年不见，就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眉眼间还透着姑娘家特有的灵气。虽然穿戴陈旧，却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她礼貌地朝我羞涩地笑笑，我的眼前一亮。我和她哥哥继续坐在院子的大树下攀谈，直到月上中天我才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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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上，我独自走在田间的小路上。不知道是见到老同学谈话谈兴奋了，还是因为见到了已长成大姑娘的兰，反正心中莫名的兴奋。我朝家的方向慢慢地踱着，挥之不去的尽是兰的影子。想着想着我心中的“目标”，就这样确立了。那时候年轻，这目标一出现，心底便不由自主地畅想起来。田间的夏虫叫声也显得十分悦耳，似乎在为我确立的目标而歌唱。
我回到家已近子夜，母亲没有休息还在等我。平时我有啥事总爱和母亲说说，这么大的事我当然要告诉她喽。因为都在一个村里，我想母亲对她以及她家还是了解一些的。所以我就将想娶她的心思告诉了母亲，我注意到她老人家一直笑着听我讲，我知道这就说明她是同意的。
第二天我给兰写了一封信，含蓄表达了我对她的倾慕之情。信写好了，可是谁来做我的信使呢?为此我还纠结半天。最后我回单位之前，把信交予了母亲，请她把信送过去，母亲接过信笑笑地看着我啥也没说。
闵召连：没费任何周折就把她娶回家
我回到单位大约一周的时间，兰的母亲带着她来矿上找我。我非常意外，当然也很高兴。当时我大哥家就在矿上，我对哥嫂一说这情况，他们便热情地接待了她们母女，我带她们在矿上各处参观参观，那天她们就住在我哥嫂家。
第二天，她娘俩笑眯眯地坐车回老家了。我知道她妈妈是来矿上考察我的，瞧见她们的笑容，我心想，娶她是八九不离十了。之后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特想见她，心里总在盘算着回家。可工作任务一个接一个，回家的打算只能在心中盘旋着。我们常常通过来去的亲戚、邻居捎个口信来表示彼此的惦念。这时家里不断传来为我筹备婚礼的消息。
1953年国庆节后，我终于有了假期。那时结婚登记必须有单位介绍信，我是揣着介绍信离开矿上的。回到家一看两家老人已经做好了婚嫁的准备，只欠我这个“东风”。我自然喜不自禁，于是放下行李就和家人一起做着最后的准备。
10月18日，是我永远都会记着的一天，我们去办理结婚登记。说来不可思议，那是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向登记机关的。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是沿着铁轨一起走的，而且我们不好意思肩并肩地走：我走在铁轨的右侧，而她却低着头走在铁轨的左侧。登完记没有几天，家人为我们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婚礼，喇叭声声，鞭炮震天响，似乎整个庄子都在办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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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遵兰：牵了手的手路不一定好走
俺俩举行过婚礼没几天，闵召连的假期就结束了。他带着我一起回矿上，从此我就脱离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那时没多想，只知道嫁给了他就该随他去。矿上生活区有几排低矮的平房，每一间大约有10平方左右，我们也和其他新结婚的小夫妻一样分得了一间。在当时来说，算是很好的，我也很满足。
回到岗位，他依然很忙。忙的我往往许多天都见到他，一出差时就会很久。那时他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每个月领到工资就要先给双方家里一些，这样虽然我们的生活有些拮据，但我们感觉那是理所应当的。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我在矿上做起了家属工，我先后做过托砖坯、编八片、装卸工，煤车一来我们就抄起大铁锨往车上装煤矸石，当时我只有80多斤，而一铁锨煤矸石是20多斤。我还在食堂摊过煎饼，一个人要看两个大鏊子。这时我已经生过大孩子，还要自己带孩子。我把几个月的孩子带到岗位上，放在一个自己做的大“摇篮”里，孩子哭了我就用脚蹬两下摇篮。手却还在两个鏊子间操作着，一摞摞香喷喷的煎饼就这样烙出来了。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工作生活真够艰苦的，可当时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再苦再累都毫无怨言，觉得生活原本如此。当每一个月我领到25块钱时，心里还是很开心的，这毕竟是我劳动所得。
我揣着钱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婆婆早已从老家来到了我家，我赶忙做饭招待她。把最好的细米白面拿出来给她吃，做好了往往要去请多次她才上桌，我不急更不生气，婆婆嘛，理应摆摆架子。第二天她就要回老家，我再递上几块钱。
后来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后，生活更加窘迫。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春天我爬到树上采榆树钱晒干磨成面充粮，秋天我去田里捞地瓜……其实在那个缺粮少油的年月里，挨饿似乎不足为奇。我却总有办法“变出”充饥的东西来，一家人从未挨过饿。
我们的孩子也并不觉得苦，他们从小都很懂事，帮着我捡煤干活。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是他们的爸爸出差回来，他出差在外，自己想方设法地省了又省，把节余下来的粮票和钱给孩子们买来上海、广州的糕点，在那些经济极度匮乏时期，一块小饼干都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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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召连：
幸福着我们的幸福
现在好了，超市里各地的糕点、水果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说实在的，那个时候真是苦了她了，我经常出差在外，就是不出差也是忙得不着家。4个孩子我是没有付出多少，全是她一个人拉扯大的。她不仅支撑着这个家，还一天不落地在矿上做那些很艰苦的工作，从没有过怨言，任劳任怨地一如既往。
倒是我的一位朋友说过我，说我都是办公室主任了，怎么也该给嫂子换个岗位转转正。其实我不是没有想过给她改变一下环境，但觉得自己是干部，这样做不妥，所以一直到1977年，她们那些家属工全部转的时候，她才转成正式工。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喜欢养花种树，院内院外我种植了枣树、石榴等树木。我还养了各类的盆花，那时候我们的小院里、房里房上到处的鲜花，最多的时候仅月季花我就养了三百多个品种。期间我买回一些有关方面的书籍，还为花儿们做了卡片。我退休后就更有时间侍弄它们，直到那年我患病住进了医院。病愈出院感觉体力不支，才忍痛割爱，将花一盆盆送给老朋友。
而今虽然没有花草的陪伴，却有孝顺的儿女们体贴我。一大家子其乐融融，我们家的媳妇、女婿在别人眼里就像是女儿、儿子。他们在岗位上积极努力，在家里勤恳节俭，对孩子严格要求。如今孙辈们大都有所成绩，大都考入了高校。有的在高校任教，还有在外省省工会工作。
平时儿女、孙辈都很忙，一到节假日，孩子们便会像候鸟回“巢”一样纷纷聚来，那是我们最为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每一次我们这个近20口人的大家庭都是到酒店聚餐，孩子们喜笑颜开，拥着我们走进酒店，常常扯来好多羡慕的眼光，真没有想到老年的我们会有这样好的日子。
(文中人物均为真实姓名)
■采访手记
在采访过程中，闵老先生说的最多的就是：“没想到我们现在能过上这样好的日子。”
二老的经历是平凡的，而两位老人对待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却深深地感染着我。他们牵手走过艰苦的岁月，却从不言难，只是淡淡地聊着过程、聊着面对。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目的地的旅行，只要你不忘记旅行的意义，你就会享受这样一次旅行，而不被种种羁绊所困扰。也许闵老先生深谙其道，所以他说起老伴对家的付出总是充满了感激，对现在生活是那么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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