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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晚上，李国强到隔壁去打电话，我站在窗外听得一清二楚：“我到了。娃娃没事吧?你要把他带好，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听到这里，我怒不可遏。
他家3个“瘫痪”要我照顾
我们农村人找对象不像你们城里人那样精挑细选。媒人把李国强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头脑还蛮灵活，就点头同意了。
1983年，我跟李国强结了婚，3年里，我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嫁到他家以后，我才得知李国强有两个姐姐，一个年幼时就被别人抱养了(后来又嫁回了我们村)，另一个则瘫痪多年。
我对他瘫痪在家的姐姐充满了同情：18岁那年，她本已和一个青年订了婚，却突发重病瘫痪了，对方理所当然地退了婚，此后她就一直在家以泪洗面。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照顾他姐姐的责任：早上给她端水洗脸，晚上帮她洗澡，一日三餐饭都喂到她口里。
然而，祸不单行。1987年，患有高血压的公公走路时摔倒，中风后瘫痪;1991年，婆婆在冬天烤火时倒在了火盆里，也瘫痪了。从此，我不仅要跟着李国强到地里去做农活，还要一边照看两个儿子、一边照顾家里的3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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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左右都很同情我的遭遇，说李国强找了一个好媳妇，可我为他家做了这么多，身为当事人的李国强却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说过。1993年，李国强说在家种田的收入太少，要出去打工，就只身到了广东，把一家老小和8亩田地全都抛给了我。他走的时候，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8岁。
家里沉重的负担摧垮了我强壮的身体。我几次昏倒在地里，医生检查后说我有严重的低血糖，不宜过度操劳，可家里的这副担子我不挑，还能交给谁呢?
“厂长”不给儿子交学费
我这样无怨无悔地为这个家付出，无非是想让李国强能安心在外打工、多赚点钱回家改善生活。可是，他走的头两年还往家里寄几百块钱，之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几年后，公婆和姑子相继去世了，我一个人在家里种地带孩子，就越发觉得孤单。我很想念李国强，可他常年不回家，连电话也很少。我家没装电话，每次李国强都把电话打到隔壁家，喊我过去接。为了方便和他联系，我提出在家里装部电话，李国强却不同意，说我没事找事。
我从村里跟李国强一起出去打工的人口中得知，李国强在外面混得很好，听说还当上了厂长。可是，我找他要钱给儿子交学费时，他却态度冷淡，说赚的钱只能顾自己的温饱，管不了家里。好几次孩子没钱交学费了，李国强不管闲，我只能向同样在外打工的弟弟求助——孩子的舅舅二话没说，马上就寄钱回来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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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读完初一，就主动辍学了。他对我说：“你整天累死累活的，还是没钱供我上学，我还不如自己出去闯闯。”14岁的他就这样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去了。
小儿子小学毕业后，我想让他读个技校，一千块钱的学费没有着落。我找到村支书，哭着说：“我不能因为穷而剥夺娃儿读书的权利。”支书很同情，把钱借给了我。
1997年腊月二十九，几年都没有回过家的李国强突然回来了。我从他包里发现了一张七八百块钱的飞机票。当时，从广东到我们那里的火车票只要68块钱。我想，看来，李国强当上厂长的传言应该是真的了。
他用电话向“她”报平安
1998年除夕，李国强又从广东“飞”回来了。大年初一的晚上，他到隔壁去打电话，我站在窗外听得一清二楚：“我到了。娃娃没事吧?你要把他带好，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
听到这里，我怒不可遏，冲进去扯断了电话线。不料，隔壁的电话装了分机，我这边刚扯断电话线，那边一个电话又响起来了，是那个女人打来的。邻居怕我太冲动，把电话给挂了。我质问李国强是不是在外面又有了老婆和伢，他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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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我做的饭他一口都没吃，也不跟我讲话。我哭了一晚上，感觉他已经变心了。跟他一起打工的人偷偷告诉我说，李国强在外面早就有了新家，那个女人是一个老板的侄女，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两人同居后，他就当上了厂长。
李国强什么也不承认，只说要跟我离婚。我怎么会同意呢?我为他、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最重要的是，我舍不得孩子，他们都还小啊。为了挽回我的婚姻，我把村妇联主任叫到了家里。妇联主任对他说，孩子都在读书，如果他现在要离婚，就得拿钱出来抚养他们。李国强不同意，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1999年春节，李国强再次回家要求离婚，我不同意，他就动手打了我。凌晨3点钟，我们家发生了一场大战，大过年的，左邻右舍的全被惊动了，跑到我们家来劝架。事发后，他就搬到了他姐姐家住，过完年就回了广东，从此再没回过家。
我听别人说，李国强这是犯了重婚罪。我找到公安机关，请求他们帮忙取证。办案人员答应到广东去一趟，但首先要在当地取证。他们找到村里，给相关知情人录了口供，请他们签字。这时，李国强的姐姐听到了风声，立即打电话给他通风报信。然后，她就到处放话说：“你们现在不用去了，李国强都已经走了，不在那个厂里了。”因为怕劳师动众去一趟却找不到人，我们只好放弃了。
(这时，方军插话说，他曾经给李国强他们厂的老板打电话，让他劝一下自己的侄女，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可那个老板仅问了一句话：“她到现在还不肯离婚?”接着，就挂断了电话。方军曾把姐姐一家四口的全家福照片寄给那个老板，也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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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他的离婚诉状
从1999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李国强。两个儿子去找他，他都不理不睬。
2000年，小儿子技校毕业，学校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工作地点正巧也在广东。到了那里，对方检查身体时发现他有乙肝，不肯接收。身无分文的他只好给他爸爸打了个电话。李国强给他在外面租了个房子，让他住了上十天之后，就给他买了回程的火车票。他回到家时，身上仍然身无分文——他说，爸爸连一分多余的钱都没给他。
虽然李国强没有尽过抚养儿子的义务，但孩子却并不怨恨他，他们都觉得，有个有钱的爸爸不是件坏事。2002年，大儿子也跑到了广东，想让当厂长的爸爸给他找份工作。然而，他到了广东后，连他爸爸的面都没有见到：李国强派了他们厂里一个工人出面，给儿子找了个住的地方，几天后又给他买了张火车票，像送他弟弟那样把他送了回来。
我听说，李国强在今年9月份回了一次老家，但我压根都不知道这件事。直到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李国强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求和我离婚。捧着那张民事诉状，我一脸茫然：这真是恶人先告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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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他们的反应很冷淡，回答也是众口一辞：“这是你们大人的事，不与我们相干。”
事到如今，我当然也对李国强不抱什么指望了，离婚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就是不甘心。为了这个家，我把身体累垮了，前年“双抢”时，我在田里割谷昏倒了，医生说我因劳累得了肠炎，需要手术，可我都没钱治病。
如果李国强早就对我没有感情了，那当年一家老小需要我照顾时，他为什么不上法院跟我离婚呢?如今，两个儿子都被我抚养长大成人了，李国强要离婚，连抚养费都不用出!而我又得到了什么?我很想去搜集他重婚的证据，但一来我的身体不能长途奔波，二来我连他住的地方都不知道。
(记者建议方萍依靠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向当地司法部门请求法律援助，方萍表示她会去试试：“这次去上庭之前，我准备去问问法官，老公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我能不能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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