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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7年，我今年才拿回工资单，在我心里她一直是我的妻子，以前我有太多不对，现在我真的希望她再给我一次机会。”
年近50的秦川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谈吐儒雅大方，整个聊天过程中，他不断地抽烟，用一种一次性的过滤烟嘴。这大概是个既放不下香烟的刺激，又不想影响健康的男人，试图在刺激和健康之间把握一个度。
这种心态也反映在他对婚姻的态度上，只可惜这微妙的“度”并不好把握，稍有不慎，便会崩盘。
拨错的电话
真正意识到自己出现了危机，是在2011年10月22日。
那天下午，我意外地接到了湘芸的电话，接听后便发现，她似乎是拨错了号，不小心拨到我这儿来的。既然如此，我便准备挂掉，谁知正在这个当口，竟听到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湘芸，我回来了，饭做好没?”
一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就“咯噔”跳了一下：她竟然真的找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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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2005年领离婚证，还是2007年为炒股争吵，甚至是2010年彻底从家里搬出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对我的爱和包容，在潜意识里，我一直以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一转身，便总有一个家在身后为我守候，总有一盏灯为我而亮，而她和女儿，会一直在家里等我。
看来这一次，她是真的放弃我了。
整个11月，我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意识到，生命里最值得珍视的某些东西，正在从我指缝间流逝。
回想起来，湘芸出身于干部家庭，自结婚以来一直安守本分、勤俭持家，我们的生活也一直幸福平静。若要说波澜，起源就在于2000年，我和湘芸加盟了我姐开创的连锁蛋糕店。我虽然在大学里教书，但是自打1994年就开始在外做些生意了，钢材、贸易都有涉足，所以当湘芸开起蛋糕店的时候，我便习惯性地用一种商业角度看待她，不是谈销售，就是说报表。而她，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份来自丈夫的关怀。
那个时候的我一心扑在自己的生意上，她几乎是一个人带女儿，也是一个人打理店面。有好几次，她从店里揣了几千块钱去银行，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林子，想起来都觉得危险。但是当时的我，并不知情。
那时在我看来，男人的责任就是赚钱养家，把赚来的钱都交到老婆手上，就算是尽责了。对她，我一直不够关心。有次她嗓子哑了，我着急地找了个店里的员工：“经理的嗓子都哑了，快去买喉片!”
这种关心的方式，更像是公司里的老板，而不是一个着急的丈夫。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亲自去买喉片，然后递到她手里：“亲爱的，要注意保护嗓子。”如果能注意这些细节，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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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们的生命里，并没有太多“如果”。
难解的心结
随着我们的蛋糕店越做越好，姐姐的心里渐渐有些不平衡，毕竟这是她一手创办的牌子。我爸也向着她，于是她便有些打压我和湘芸的店了。一边是父亲和姐姐，一边是妻子和自己的店面，我夹在中间，两边为难，只好采取了“不干涉”的政策，做个没有立场的传声筒，两边带话。没想到，这样带话反而起到了反效果，让两方关系越来越糟。2005年春节，我特意带湘芸和女儿一起远赴欧洲旅游，避免两方碰面。
面对打压，湘芸从来没和他们冲突过，态度上无可挑剔，但也许是心伤透了，从欧洲回来后，她就没有再插手蛋糕店里的事务了。我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好几次请她再来接管，都被她拒绝了。于是我气愤地对她说了句狠话：“你一点都不管的话，我又何苦在这帮你挣钱?”
原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湘芸虽然善良，性子却倔得很，回击道：“好，那我就再不用你的钱了!”
年轻气盛、怒气冲冲的两个人，就这样一起去领了离婚证。领完证之后，我忍不住落下泪来：为了赌一口气，值得吗?再看湘芸，她也是泪流满面。
那是2005年3月30日，我42岁。
在离婚协议书里，我把房子、车和现金都留给了湘芸和女儿，只留下了另外一部车和蛋糕店。或许是被我感动，在我们办完手续之后，她竟然又回来管店了。我还是照常住在家里，两人谁也没提搬出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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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过段日子，本是复婚的好时机，但是在这期间，我又犯了两个错误。
毕竟在法律上已经不是夫妻，湘芸替我管理蛋糕店，也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就当我是员工吧，你每年要给我10万，我们签个合同。”
我说：“行，那我们就签个合约吧。”
我只是随口一说，在我看来，合同和合约并无太大差别，况且我一直把她当自己老婆看，从来没有管过钱，所有的钱都归她管。可是她却生了气：“秦川，你怎么这么一点小事也不肯依着我?”
这件事成了她心里的一个疙瘩，而我，错过了复婚的最好时机。
我姐见湘芸离婚后又回来管店，给了她不少压力。湘芸觉得在工作上受了委屈，曾难过地来找我：“不如我们复婚吧，我觉得他们打压我也是因为我没有名分。”
我一听“复婚”二字，便不由得满心欢喜，然而，想到她的倔脾气，我只希望能再把她磨一磨，只答道：“再说吧，不急。”
这句话是我犯的最大的错，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跟我提及复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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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在原地
2007年，我因为阑尾炎开刀而入院，当时湘芸刚刚做了近视眼激光手术，然而，我住院后，跑得最快的还是她。她一直细心体贴地照料我，而我却没有特别放在心上，只当这是老婆分内的事，根本忘了两人已经离婚。
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员工，我都能做到无微不至，以鼓励为主，偏偏对她，因为离得太近而有所忽略。
日子一直波澜不惊地过着，我为了生意，常常在外应酬，不知道家里的人等得有多心焦。
2010年8月，女儿生日之后，我和湘芸决定送她去新加坡读书，当时姐姐的蛋糕房品牌已经做垮，我又在股市上亏了不少钱，为了筹钱，我和湘芸商量：“那就把我后来买的那套房子卖了吧?”她表示同意。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房，我没和她商量，就把我们当时住的房子也一起登记到了中介，只想做个“广告”。结果中介公司带人来看房时，我恰好不在家，是湘芸接待的。她生气地找到我：“你要卖房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她妹妹也对她说：“既然这么大的事都没通知你，肯定是不把你当做一家人。”这句话让湘芸更生气了，和我大吵了一架。吵完架后，为了让双方有个冷静的空间，我主动搬去了学校分给我的房。
没过多久，我再回家，就打不开锁了——湘芸怨我搬走都不和她说，从里面栓上了门。我赌气说：“那你干脆把锁也换了好了!”没想到，几天后她竟真的换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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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和湘芸结婚以后，我就连一双袜子都没再自己洗过了。我抱着一堆脏衣服来到家门前，做小伏低地说：“麻烦到你家洗一下衣服，我来洗。”
她态度坚决地说：“不行，你走吧。”
我想，从那个时侯起，她就对我彻底死心了吧。2011年春节，我多么想回家和她还有女儿一起看春晚，她的回答却是：“已经没必要了。”
直到那时，我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只当她是耍脾气，去年10月，那个“他”的出现，才彻底粉碎了我的美梦。
湘芸的妹妹说得对：“你以为这么好的老婆，随时都在原地等你吗?”
去年12月，我开始努力争取，希望湘芸能够回心转意，然而，她的控诉却让我无言以对：“你知道我以前怎么等你的吗?你每次不回家来，我就在日历上做个记号，到后来，是你每次回来，我才做个记号——因为你回来得太少了。”
她的决绝，让我仿佛看不到一丝机会的光。绝望之中，我每日每夜地想到她和女儿，整夜地睡不着觉。今年1月甚至大病一场，到医院住了半个月。
我已经知道错了，她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呢? (口述实录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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