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禾楚(化名)，男，58岁，下岗，中专学历
禾楚(化名)是那种很有激情的人，无论是在电话里，还是面对面，说话都很激动。在电话里，他用一种激昂的语调说，他有一段纯洁的异性友谊，至今已维持了整整38年。
第二天，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好几个小时，一落座，便急切地说：“真是难得啊。我跟她既不是同学，也不是战友，更不是恋人，完全是偶然相识，却结下了一世的情谊。更难得的是，我们之间是‘一大二好三高’”，接着他扳起手指头解释什么是“一大二好三高”，“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一大，她比我年龄大;二好，她家庭环境、经济状况比我好得多;三高，她的学历、职位、工资都比我高，她现在是正师级，我却只是个下了岗的正科级干部。”
也许因为我和玲姐(化名)都是军人出身，我们的友情也始于“建军节”，那是38年前的“建军节”，当时我在浙江的某空军部队服役。
1968年7月31日下午，我突然晕倒，昏迷不醒，被连队紧急送往湖州市的一家陆军医院抢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苏醒过来。睁眼一看，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女医护人员微笑着坐在我床边。病房里安安静静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正奇怪，女医护人员告诉我，今天是“建军节”，轻病员和医护人员都去医院礼堂参加庆祝活动去了，只留下她照顾我这个重病号。她就是玲姐，刚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医院来的见习医生。
玲姐扎一对短辫子，白帽子、红领章将两颊映衬得白里透红，使本来就漂亮的她显得十分精神。
玲姐比我大4岁，像个大姐姐一样对我照顾得细致周到，见我醒来，马上送上一杯凉开水和几粒药片，微笑着看着我喝下，然后又问我想吃什么。
整整一个上午，玲姐几乎没离开我的病床，陪我拉家常，我们相互介绍了各自家里的情况，畅谈当兵后的感受，聊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玲姐是个善良的人，当我讲到我一岁多就失去了母亲，她都为我伤心得落泪了，这让我很感动。
独在异乡，身患疾病，突然遇到这样一位如亲人般关心体贴的大姐，我多么激动啊，病情似乎一下子减轻了好多。
我住了半个月院，那期间正值盛夏，我们伤病员每天晚餐后便不约而同来到医院内的花坛边乘凉，这个时候，一些医护人员也常常来这里转转，每当玲姐经过我面前时，总是很亲切地跟我打招呼，这时候，往往引来病友们羡慕的眼光。
玲姐对我的照顾确实多一些，于是病友中便有好事者直言不讳地问：“她是不是看上你了?”哪能呢?人家玲姐是大学生，我只是一个小班长，根本不配嘛。再说，我那时心里正装着远在家乡武汉的一位姑娘(就是现在的老伴)，我想玲姐应该也有了对象了。
出院那天，玲姐帮我办好出院手续，执意要送我到长途汽车站。她给我买了车票，把我送上车，依依难舍，车开动了，她的眼泪也流了下来。我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回部队后，我跟玲姐便开始了书信往来，没想到，这一通信，就坚持了38年，到现在，我保存下来的她的信有将近300封了。
大约是一年以后，一周内玲姐突然反常地来了三封信，信中说她母亲到她的医院做手术，她妹妹也在医院照料母亲，希望我能抽空过去一趟，她母亲很想见见我。
她母亲要见我?为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将这件事告诉战友，他们一致鼓励我：去!千万莫错过这个机会。他们的想法跟那些病友一样。直觉告诉我，不是这么回事。可是，玲姐既然这么急地让我去，一定是有什么事，我便请假去了。
玲姐的母亲见到我就像见了亲儿子一样高兴，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不时拿出水果和糖送到我嘴边，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没感受过的母爱。玲姐的妹妹也在一边矜持地微笑着。
第二天，我要回连队了，玲姐又送我到汽车站，还帮我背着挎包。一路上，玲姐兴致很高地说了她母亲和妹妹对我的评价，我才知道玲姐这次紧急召见我的原因。原来，她们是希望我能跟玲姐的妹妹建立恋爱关系。
由于各种原因，我无法满足玲姐和她母亲的这一心愿。
对这件本不需抱愧的事，我一直怀有愧疚感，15年后，我特地去玲姐的老家拜望了她的妹妹，还去她母亲的坟上烧香祭奠，以感谢她们对我如亲人般的厚爱。
如果说玲姐此前对我的善待，算是源于这一“私心”，那么，此后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一份姐弟般的亲情，一份纯洁的异性友情，这却是很难得的。
其实，除开38年前那次住院，算起来这么多年我跟玲姐总共只见过6次面。
最让我难忘的是1985年夏天那次见面。那次我到南京出差，得知玲姐正在上海进修，一办完公事我便急切地想去上海看望她，到达上海时已是深夜，交通不太方便，路线也不熟，我背着行李边走边问边寻找，竟走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找到玲姐进修的那家医院，脚上都打起了血泡。我耐心地等到8点玲姐上班的时间，当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我激动得心怦怦直跳;玲姐看到我，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跳了起来。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玲姐特地陪我逛了一整天，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
第三天，我要回武汉了，玲姐特地请了假送我到码头。船已起航，在那伤感的汽笛声中，玲姐仍站在码头不停地擦眼泪……
玲姐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每次送我都要流眼泪。
这么多年，我们虽然只见过数得过来的那么几次，但奇怪的是，感觉上，我们就像天天见面一样。她工作上、家庭里的事情，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的事情她也知道，我们在信里无话不谈，把对方当亲人，当知己，有了什么高兴事，在信里互相分享;遇到什么挫折和不开心的事，敞开心扉向对方倾诉，互相安慰，互相鼓励。
禾楚拿出几个绿色的硬抄本给我看，里面一页页全贴的是玲姐的来信，也许是当医生久了，字潦草得有些像我们惯常看到的处方，字迹很难辨认，我大致看了几封，感受到了玲姐和禾楚之间那种浓浓的情谊。我问禾楚，这些信，你的老伴看过吗?他摇摇头说：“没有。她从来不看玲姐给我写的信，但玲姐那边的一切事她都知道，全是我看了信告诉她的。老伴对我非常信任，她是我好不容易追到手的‘校花’，我们的爱情也许可以成为你的另一篇讲述稿呢。”
不仅我的家庭成员知道她的存在，关心她的一切事情，她的家人也都知道我的存在。2001年5月，我应邀到杭州参加全国诗歌创作年会，特地绕到湖州玲姐家去看望她，她丈夫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嫌家里招待太寒酸，还执意要请我去当地最高级的餐馆。那一次，玲姐又是按惯例送我到车站，又是流着泪跟我挥手告别。我的心情也久久难以平静。
回想我和玲姐这么多年的友谊，我觉得是两个字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善良。玲姐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我也是。从这份友谊中，我得到的太多太多。前些年刚下岗那段时间，我很痛苦，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玲姐的一封封信给了我鼓励，让我又有了生活的信心，后来，我还被推为下岗再就业明星四处演讲，成了新闻人物。这一切，除了家人的关心和鼓励，玲姐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个人。
我和玲姐的友谊还会继续下去，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如果谁不相信异性间有纯洁真挚的友情，我会用我和玲姐的故事来反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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