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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他是国民党将领之后，她是大资本家之女，他们在“文革”前夜相爱
◎他作画，她读书;她写词，他作曲，后来却因那个特殊的年代，人各天涯
◎《难忘初恋的情人》是这对恋人为传情而作，后由邓丽君唱红跨越海峡传唱一时
倾诉人：方先生，男，73岁
“我是星，你是云，总是两离分，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你我各分东西，这是谁的责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丽君的一首《难忘初恋的情人》唱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谁能想到，这一首缠绵悱恻、哀婉伤感的恋曲背后，有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番禺人，曲作者却是东莞人。他们是一对被动荡历史分离两地的初恋情人，这首歌是由他们合作写成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词作者带着曲谱从东莞偷渡到香港，留下恋人独自在东莞。直到1976年在一张邓丽君磁带上看到这首作曲署名“佚名”的歌，曲作者才知道，这首歌竟然被邓丽君从台湾唱到了大陆。
采访手记
认识方先生，是一次偶然的机缘。他是东莞厚街河田社区的方庆中先生，古文功底深厚，时常写一些散文，也愿意与我这个后辈分享。一次聊天的过程中，他笑着说：“我年轻时也喜欢写词谱曲，邓丽君的那首《难忘初恋的情人》不知你听过没有，就是我写的。”
这句平淡的话语，一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那是在大陆相对封闭的上世纪70年代，一个大陆人如何为台湾歌手写歌?一番追问之下，方先生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说：“是我的初恋女友‘文革’时偷渡出去时带走的。”
直觉告诉我，这背后一定有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拗不过我的执意询问，方先生将这段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故事，慢慢道来。真实发生的，甚至比小说更为动人，我也被这段单纯、遥远的恋情感动了。
如今的方先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你没有想过再联系她?”他摇了摇头，笑着说：“也许她有了家人，在国外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我为什么要去打扰她呢?”
也许每个人的心里，都埋藏着关于初恋的回忆。
相识风雨来临前
1962年秋天，23岁的方先生通过了药剂士考试，被安排在了番禺南沙公社卫生院当临时工。
对方先生来说，这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母亲是书香门第走出的大学生。方先生在留声机、唐诗宋词的熏陶里度过童年，却在“反右”的社会氛围中胆战心惊地度过了少年时代。
东莞中学毕业之后，方先生本来有机会读中山大学，却因为“家庭成分”被取消了资格。茫然中，方先生并没有放弃努力，自学药剂知识，凭着专业技能，一个月能拿到33元工资。
这时候，一位刚满20岁的年轻姑娘黎璋(化名)闯入了他的生活，她是南沙公社林场的卫生员。她有一头乌黑的秀发，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弯弯的眉毛。她的父亲是传闻中的“资本家”，早在50年代初就去了国外。按照当时的说法，有着海外关系的黎璋“出身不好”。
方先生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黎璋，她的桌上放着一本书，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他不禁对这个女孩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你喜欢小说?”
“喜欢啊，我看过很多小说。”
从英国文学谈到法国文学，从奥斯丁谈到雨果，又从张恨水谈到了秦瘦鸥。黎璋对文学、艺术的欣赏水准让方先生感到惊讶和欣喜。相似的社会背景、政治遭遇，也让两颗年轻的心走得更近了。
在此之前，也有不少女孩出现在方先生的生活中，她们有的漂亮，有的温柔，但方先生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碰到黎璋以后，他才明白那是什么：那是一份心意相通的默契，是一种能够彼此欣赏、对谈的知己之感。
在潮湿寒冷的日子里，海风吹过沙沙作响的树林。漫步在林荫道里，俩人的话题总离不开文学、音乐，只要对方轻轻说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另一个人就像接到了摩斯密码，进入到了另一种理想的空间里：那里只有文学、艺术，没有担惊受怕，没有政治、没有右派……
一首歌词定情缘
或许是受到东吴大学高材生母亲的影响，方先生闲暇时，最喜欢小提琴、画国画、吹笛子、写歌作诗。按今天的说法，方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
遇到黎璋后，方先生有些欣喜若狂，他觉得，自己的“灵魂之唯一伴侣”终于出现了。
在任何年代里，能够找到一段爱情，都是一件让人幸福的事情。但在上世纪60年代，爱情有着更多的束缚。
初尝爱情的甘美滋味，方先生和黎璋希望每天在一起。结束一天的工作，他们约会了，在没有人的时候，拉手、拥抱。尽管如此，他们仍保持着底线，在那个年代里，人人都把婚前性生活看成是大于一切的罪恶。就像《山楂树之恋》里一样，这是所有自认为正直的人所不肯做的。他们唯一的愿望，是能够尽快结婚，名正言顺地天天见面。
1963年4月27日，方先生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因为这是他与黎璋的定情之日。
这一天，他们离开番禺南沙，乘车来到肇庆鼎湖山。在七星岩下，方先生递给黎璋一张纸，上面用飞扬的钢笔字写着一首谱了曲的歌词，这首歌也是他们的定情之作——《幸福之夜》。
这首歌里写着“天上飘着晚霞，青年男女坐在树下，一个又一个交心的吻，一句又一句重复的话。”
就像那个年代所有的爱情歌曲一样，歌曲也以宏大叙事作为结尾：“今天火热的爱情，明天战斗的生涯，前程啊无限远大，祖国到处是我们的家。”
方先生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的歌谱用圆舞曲的轻快旋律谱就，就像那时年轻、快乐、雀跃的心，在七星岩下转起了一片涟漪。
“祖国到处是我们的家”是方先生的肺腑之言。番禺和东莞是黎璋与方先生的家乡，然而也给他们留下了无限的伤痛。他的内心里埋藏着一个梦想，希望两个人能走得远远的，走到天涯海角，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一切重新开始。
然而，在一个什么都要讲“成分”的年代，这谈何容易。
地下传情写“难忘”
两人相知相爱却无法相守。
像任何一对热恋中的男女一样，方先生和黎璋希望每时每刻都相守在一起。方先生也下定决心，等到药剂士转正，有了正式编制，就立即申请结婚。在那个年代，结婚必须由单位批准。
在他们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时。“文革”的阴霾也渐渐笼罩了这座南方的县城。“四清”运动开始，医院在压力之下，只能辞退了“成分不好”的方先生。
“文革”中，人的命运如同海上风浪里的行船，已经无法由自己掌控。这一边，是丢了工作的方先生，流离失所，那一边，黎璋的命运也不比方先生好多少。她本来就出生于资本家家庭，父母都在国外，磨难可想而知。
两人各自蒙难，只能千方百计自保。长久的分别也开始了，两人都行踪不定，几乎失去了联系。方先生想和黎璋通信，谈何容易。幸好，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他们的信，总是要通过四五个朋友的手，一手传一手，才能到彼此的手中。往往收到一封信，已经是十几天或几十天以后的事情了。
当时的个人信件，都要被大队拆开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后，才会交到当事人手里。因此，他们都不敢写太多，很多时候，都只能采取另一种曲折的做法，或抄写一段古文，或撰写一首粤曲来作为信件的内容。《难忘初恋的情人》就是在这段通信中写成的。
这头，黎璋以写歌词寄托思念;那头，方先生为黎璋撰写的歌词谱曲以排解心中的感情。他们心里都明白，这段缘分很难继续。就像《难忘初恋的情人》里唱的：你我各分东西，这是谁的责任。
是谁的责任呢?只能怪在错误的时间相遇。
1970年，方先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场里度过了五个年头。劳改场的五年，爱情早已成为了奢望。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方先生甚至想过寻短见，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只是偶尔回忆，这段美好的初恋让他相信，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愿意等着他。
比方先生幸运，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黎璋偷渡到了香港，与香港的家人碰面，从此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无奈分离各一方
1975年，方先生“刑满释放”，他来到广州。当时的广州虽然还没有进入“改革开放”，但已经有人悄悄地在流传一些来自港台的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歌曲。
在从广州到厚街的途中，方先生听到有人哼唱《难忘初恋的情人》，心中无比震惊：我和初恋情人之间的歌曲，怎么会被社会上这么多人传唱?那曲子自己太熟悉了，基本曲调没变，只是经过编曲之后加了装饰音。再后来，方先生从知青友人手中，亲眼见到一盘邓丽君的磁带，上面有这首歌，署名是“狄珊作词，佚名作曲”。
几经周折，他才打听到一些消息。黎璋偷渡到香港，又从香港出国，与父母团聚，后来又辗转去了国外。这首歌则有幸被邓丽君婉转的歌喉演唱，也从香港传回了内地，在知青中传唱，并渐渐流行开来。
“黎璋手上有我们定情和倾诉衷肠的两首歌及一首粤曲。她单发表这首充满离情别意的幽怨歌曲，大概是希望我追踪去寻她。可她哪里会知道，我在劳改场整整度过了五个年头。”在回忆录里，方先生伤感地写到。
听着熟悉的旋律，回忆着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方先生仍然伤感。他甚至没有一张初恋情人的照片，只有这三首歌曲，永远记住了他们永远的……
情迷,半世纪,难忘
